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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大讲堂“遗产保护”季最后一讲
关于北京古城如何利用与保护的问题，梁思成曾有过一个著名的思考：若城市功能和人口在北京古城大量集中，将不利于北京的长远发展和百姓的安居乐业，同时也破坏了北京城原有的完美布局。于是他主张：把北京的中轴线从故宫西移至三里河一带，作为新的行政中心，充分体现了“新旧两立，古今兼顾，平衡发展”的原则。
尽管最后这一主张并没有实现，但他留下的思考与启示，对当下的遗址保护依然有非凡的意义。今天，我们对规模宏大、价值重大、影响深远的大型聚落、城址、宫室、陵寝墓葬等遗址、遗址群及文化景观，赋予了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大遗址”。
11月28日下午，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院长柴晓明登上“名人大讲堂”，为“遗产保护”季收官。他以《中国大遗址保护》为题，阐述了大遗址的“大”，在当今的复杂内涵。
讲座现场
大遗址仅仅是“面积大”吗？
规模大、内涵丰富、价值大
正式进入主题之前，柴晓明回忆起了他最初接触到“大遗址”这个概念时的反应，也许和大家一样，既然叫大遗址，固然是面积大。但随着他的深入了解，大遗址的“大”，相当复杂。不仅是面积大，也包括价值大、影响大，甚至在保护、展示、研究等各个领域的难度也很大。
“在国际交流时如何对‘大遗址’一词进行翻译，至今也没有特别合适的对应词语，最后只能直接用音译，足见我国大遗址的独特性。”柴晓明说。
实际上，“大遗址”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或法律概念，它的含义是反映中国古代历史各个发展阶段涉及政治、宗教、军事、科技、工业、农业、建筑、交通、水利等方面历史文化信息，具有规模宏大、价值重大、影响深远特点的大型聚落、城址、宫室、陵寝墓葬等遗址、遗址群及文化景观。
我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不可移动文物众多，而有接近半数的文物古迹都可纳入遗址范畴。它们分布在全国每一个省份。尤其在陕西和四川，遗址类不可移动文物都有3万处以上。可见遗址总体数量大，分布范围广。
汉长安城未央宫前殿遗址（图据柴晓明）
柴晓明提到，目前我们进行重点保护的“大遗址”约有150处，总规划面积达到了17000平方公里。例如长城、大运河这类遗址，面积都超过了1000平方公里，可见其单体规模大的特征，这也的确符合大家的直观印象。同时，在“大遗址”内，往往有能反映当时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生活、宗教、信仰等各个方面情况的遗存，也体现出“大遗址”的构成多样、内涵丰富。还有一些“大遗址”，延续时间长，类型复杂，蕴含历史信息丰富，研究价值大。
通过对遗址的研究，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从细节上了解、认识自己的历史。柴晓明提到了他曾实地参观的邺城遗址，若非亲眼所见，难以置信魏晋时期的城市建设技术，竟已如此发达。“比如当时的下水道，其内部高度竟有两三米高，我们开玩笑说，简直可以在里面开卡车了。”柴晓明感叹道，遗址类是中国不可移动文物中数量最多的，也是反映中国17世纪中叶以前历史的主要实物例证，是中国古代文明信息的主要载体，具有很高的历史、科学、研究和应用价值，也是当今中国文物保护工作的主要对象之一。
柴晓明教授
遗址保护能不能直接让当地居民搬走？
问题复杂、各方诉求差别大、协调难度大
既然遗址如此重要，是不是就能一股脑地让居民、工厂都迁走，完完全全把遗址保护起来呢？柴晓明在讲座的第二阶段，提到了一些具体的困难。他讲述了一次真实的经历：“有一次，一位在遗址区域生活的老乡问我，文物属于全国人民甚至属于全人类，价值重大，这些我都懂，但是为啥让我守着它们受穷？而别的地方可建工厂、挖鱼塘赚钱？”
这些具体的关乎民生生活的案例，让柴晓明意识到，这里面关系到各地政府、工厂企业、居民个人不同层面的不同利益及诉求，具体实施起来，是一项很容易产生矛盾的工作。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解决。
柴晓明提到，我们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众多人口和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需求与土地资源短缺的矛盾非常突出，也决定了数量众多、面积巨大且地域分布广泛的大遗址作为国土资源，面临着比其他类型文物保护更多的来自土地的压力与挑战。他例举了大遗址所处区域的数据，位于城镇建成区的大遗址占比14%，位于城郊或城乡接合部占比则高达66%。
回到开篇梁思成关于北京城的建议，面临的就是相似的困难。“我们做文物保护的当然都举双手赞成，但落到每一个在这片土地生活生产的个人身上，如何切实地协调解决当地居民生活、企业工作就成了大难题。”
柴晓明教授在讲座现场
大遗址该如何展示？
难度大、技术高
还有一层问题，涉及大遗址的展示问题。柴晓明向现场观众抛出问题：“你们去三星堆，能记住的应该都是那些青铜文物，有多少人能记住遗址区域？”他风趣地说，自己做了一辈子考古，去到有些遗址，他也看不懂，因为看不懂，就记不住，以后就越来越不想去看。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因为遗址的保护和展示难度也非常大。中国大遗址文物遗存以土质为主，自身脆弱。特别是考古发掘后露天展示的遗迹，龟裂、坍塌，菌类苔藓及其他植物滋生导致文物受损非常常见，现场良好保护展示土质文物基本不可能。
“大多时候我们看到的遗址区域，就是土包包，对于观赏展示来说，比较无聊。那我们要不要在遗址上直接复原新建呢？”柴晓明进而以汉长安城未央宫前殿遗址为例，向观众提出了这个思考。他解释道，如果有人建议复建未央宫，肯定就会有人提出反对：“你怎么知道新建出来的能够展示未央宫的价值呢？若有错误，就是对公众的误导。”
柴晓明认为，关于何为原真性保护，如何保护，还有更多理念上的讨论空间。“有时候理论做好了，技术问题就很好解决，有时候理念比技术更重要。”
同时，当下的遗址保护工作依然会有资金人力短缺的问题。柴晓明呼吁，社会各界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关注、加入到文物保护工作之中。“有人问我，干文物保护需要什么专业？我觉得什么专业我们都需要。”历史考古自不必说，其他诸如材料学、化学、物理学、生物学，甚至是哲学、新闻学等等。道理很简单，文物是历史上各行各业的遗存，对其认知、保护、展示需要各个专业的知识。
诚然，也得益于国家和社会对大遗址的重视和保护，“大遗址”保护行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一批面临毁灭的大遗址得以生存下来，大遗址整体生存环境得到了改善，部分大遗址保护管理水平大幅提升，并向社会提供文化、旅游服务。大遗址创造了较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文物保护队伍得到加强，能力得到了提升。
“多年前我去一个遗址博物馆参观，除了工作人员，就只有我一个人。今天我们能看见，许多博物馆、遗址公园人流很多股票配资策略，甚至有些成为了‘网红’打卡旅游地。”柴晓明欣慰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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